這是《自拍》第382個口述故事

如果你有故事，請私信我

郭霽/口述

啊窺/撰文

祖一飛/編輯

我叫郭霽(@郭律師西郭先生），70后，是一名從業25年的律師，也是上海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。我出生在湖南湘潭農村，因為學生時代比較貪玩，高中一畢業就進了老家的玻璃廠，每天流水線上三班倒。這種工作非常機械，而我生性愛自由，不愿意一輩子待在廠里。利用業余時間，我參加了自學考試，后來一次性通過被稱為“中國第一大考”的律師資格考試。

從流水線女工轉行做律師，在外人看來這是一場華麗逆襲。可實際上，踏入這行以后，我人生中真正的磨難才剛剛開始。因為缺少案源，很長一段時間我連基本生存都沒法保障。為了更好的發展，2005年我從老家來到上海打拼創業，前十年都在摸著石頭過河，幾乎摔得頭破血流。直到近幾年律所逐漸穩定下來，我才有了喘息的機會。

我的職業照，如今我創辦的律所有40多名員工。

對于我的人生軌跡，父親曾說過一句玩笑話，“我們家祖墳應該是埋歪了，不然怎么會出你這么一個人？” 表面上看，我走的路的確和他們截然不同，但如果追根溯源，我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一個人，受他們的影響非常大。

我父親念過初中，在村里算個文化人，喜歡標新立異，給孩子取名都比別人生僻些。我出生前下了一場大雪，他本想用寒風料峭的“峭”字，又覺得不夠好，后來翻字典查到“霽”，看到是雪后初晴的意思，就給我取名叫郭霽。記憶中，父親酷愛看書，看完以后還愛給我們講。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成了個書蟲，學生時代幾乎把所有能借到的大部頭讀了個遍，《紅樓夢》我從頭到尾看過不下七遍。

我母親文化程度不高，卻有著女人堆里少見的殺伐果斷，拿得起放得下。別人家是嚴父慈母，我們家是嚴母慈父。但他們倆思想都比較開明，完全沒有非得生個男孩延續香火的觀念。平時碰上紅白喜事，父親總要帶我和姐姐一起吃席，如果我們姐倆沒有座位，他是絕對不會坐的。在他看來，小孩和大人是平等的，小孩也一定要上桌吃飯。

9歲，父親教我寫毛筆字。

這種文化人的特質，讓我父親成了村里的意見領袖，誰家有個家長里短都請他去調解。他從生產小組長做到大隊長，1979年被選為公安特派員，后來遇上改制進了體制，穿上警服。那時我母親在社辦企業上班，可以說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從來沒覺得生活拮據。

我們家在本地有點小名氣，我每次出門大家都會說，哎，這是誰誰誰的女兒。所以我從小就是一種自信心爆棚的狀態，每天無憂無慮，除了看書就是瘋玩。

小學那點功課對我來說很容易，中間還跳過一級，讀完五年級直接上初中。班里我年紀最小，個頭又矮，同學們都挺關照我。接觸物理、化學以后，我在學習上逐漸吃力，成績滑到班里中游水平。不過，我從沒想過奮起直追，我媽每次來檢查功課，我表面認真做作業，實際上課本底下擺著小說，有時候還把小說藏在被子里，或者帶進廁所偷偷看。

12歲，在老家拍的照片。

那個年代，小地方的人對女孩子一般沒有太高要求，很多人讀完小學就不讀了。我和同學經常自嘲，說湘潭最好的中學是一中，我們上的是七中，中間隔著六道線呢，這是遙不可及的距離。臨近初中畢業，成績好的同學都在努力沖刺考中專，像我這種中不溜的，自然不會跟他們競爭，依然每天瘋玩。

到高中我成績就更差了，身邊很多同學都只想混個畢業證，以后該工作工作，該嫁人嫁人，至于理想什么的基本不存在。高三后期，大家甚至以調皮搗蛋為榮，誰干的事更出格誰就更牛逼。我們把課本撕了做成紙彈弓，把紙團“子彈”在教室里射得滿天飛，英語老師都被氣哭了。有一回上歷史課我還跟同學打賭，我說我現在從后門溜出去，再到前門喊報告，老師肯定不知道，因為他眼神不好。果不其然，我賭贏了。

我們那屆畢業生只有兩個人是一次性拿到畢業證，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都要補考。后來連高考我都沒當回事，在橡皮上刻了a、b、c、d四個字母當骰子，扔到哪個寫哪個，熬完半小時就交卷。因為太清楚自己幾斤幾兩了，成績出來我都懶得去查，至今不知道考了多少分。

畢業之后，父親介紹我去一家百貨商店上班。商店都是越到周末越忙，我在那兒站了半年柜臺就受不了了。18歲那年，趕上國企最后一波社會大招工，我應招去了市里的玻璃廠工作。沒想到工廠比商店還不如，別說周末、一年到頭倒三班，逢年過節也一樣，因為窯爐不能停火。

我（前排）和同事在車間門口，旁邊的麻袋裝著我們從流水線上挑出來的玻璃瓶。

我們廠的車間分三部分，最前面是窯爐，玻璃原料會在 1000 度的高溫爐里熔化成玻璃水；第二段是制瓶，玻璃水倒進模具形成瓶子；然后再經過20 多米長的傳送帶，源源不斷地傳到揀瓶臺。我的工作就是把破瓶子扔進斗車，把好瓶子按五個一排的次序裝進麻袋。我個頭小，每次放頭幾排玻璃瓶都得半個人鉆進麻袋，弄得一頭灰。被碎玻璃扎也是常有的事，還有一次玻璃瓶因為受熱不均在我手里爆炸，直接刮掉了我手上的一小塊肉。

我厭惡這樣的生活，倒不是說有多辛苦，畢竟還年輕，身體扛得住。我最介意的是三班倒，人完全沒了正常作息，有種自由被剝奪的感覺。以前看三毛的書，我就特別向往遠方，還跟同學在家里規劃了一天，計劃騎自行車環游中國。誰知道現在連周末都不能出去玩，如果把我卡在流水線上過一輩子，我肯定受不了。

那時職工大學很流行，我想找別的出路，就去報名了正熱門的電算會計專業。學費要740塊錢，我一年的工資也才不到一千，每個月還要交一半給家里。好不容易跟我媽湊夠錢，交費的時候對方說還要再補 50 塊錢什么增容費。這我就不干了，把學費又原封不動地拿回家。

沒多久，我爸打聽到司法局要開一個法律培訓班，學費只要370塊錢，正好我也屬于司法系統子弟，便報了名。第一次系統性接觸法律知識，沒想到還挺有意思。法律淵源、世界各國法系的比較、還有大量的案例分析，比如一個人致人死亡是犯殺人罪還是故意傷害罪？這兩個罪名很容易混淆，什么是直接故意，什么又是間接故意？這些法律條文讓我特別著迷。

19歲的我，學法律以后，我的閱讀面更寬泛了。

培訓班一周只集中授課一兩次，大部分時間還得靠自學。我去工廠上班都帶著教材，逮著空檔就趕緊掏出來看一看。車間主任撞見了覺得我挺上進，特意把我調去質檢部門。雖然也是三班倒，好歹沒那么辛苦了。

培訓班組織我們參加湖南高等教育自學考試，整個班三十幾個人，第一次考試只有兩人及格，其中一個是我。第二次考試只有我一個人及格，顯然，這個班辦不下去了。后來區司法局把我并到市司法局的培訓班，距離遠了很多，下夜班要坐一個多小時公交趕過去。我暈車嚴重，一路上都得忍著惡心。好不容易熬到第三次考試，我因為把交費收據弄丟了就沒考成。

準備第四次考試期間，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。他當時27歲，同事牽線搭橋介紹我們認識的，相親地點就在路邊的宵夜攤子上。說實話，我連對方長啥樣都沒太看清，只記得他說已經拿到律師資格證，而我正好在學法律，想著混熟以后不用再花錢買書，一來二去就這么處上。

21歲那年，我認識了大6歲的他。

在男友的督促下，兩年半時間里，我把自考剩下的課程全部磕完。快畢業的時候，他說你也去考律師唄，剛開始我是拒絕的，覺得這個職業離我太遙遠。按我的預想，能靠自考拿個學歷就不錯了，但他還是堅持勸我。好吧，那試試就試試。誰知報完名男友立馬翻臉，逼著我去單位請三個月長假，要我回家閉門苦讀。

我媽也跟他打配合，同學來找我玩，一律被她拒之門外。在他倆的雙重“淫威”之下，整整三個月我都窩在家里，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看書刷題。男友來看我就像探監一樣，還要檢查我的備考進度。那段時間我都學魔怔了，晚上做夢都在刷題，最后沖刺階段，我每天學習時間甚至超過16個小時。

考試地點離家很遠，男友一直陪伴，最后一堂考完，我整個人幾乎要虛脫。12道案例分析題，寫得我手臂直發麻，男友還不依不饒地拉著我在公園里一圈一圈地回憶估分。最后分數出來，跟他預估的只差5分，我這個“學渣”竟然真的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！那年全國通過率低到5%，整個湘潭只考過了 11 個人，我是其中唯一的女生。拿到證書后，我順理成章地辭掉玻璃廠的工作，跟男友一樣，也進入到律所開始職業生涯。

1998年，我入行第一年在律所辦公的照片。

在別的單位上班，好歹有個固定工資，而律師只能靠提成，要想辦法接到案子才能掙錢。我們兩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，沒經驗沒人脈沒資源，就這么一猛子扎下去，可想而知有多拮據。剛開始我們只能做輔助性的工作，寫寫材料，跑跑腿之類的，收入有一搭沒一搭，每天過得苦兮兮。有一回我倆口袋里只剩下 5 毛錢，買了一把空心菜，中午吃葉子，晚上吃梗子，第二天才去找朋友借了10 塊錢應急。

這種窘境還不能跟行外人講，因為別人都覺得你做律師很光鮮，窮只能證明你沒能力。我必須打腫臉充胖子，每天裝得云淡風輕。可不順心的事積壓多了，總有繃不住的時候。有次我去公安局申請會見一個嫌疑人，但負責審核的警察同志從頭到尾沒給我好臉色看，出公安局大門我就憋不住了，在路上嚎啕大哭，回到家把桌上東西全部打翻，沖我男友大吼：“都怪你要我做這個鬼律師！”

男友沒有哄我，他的策略是“以暴制暴”，認為這點委屈都受不了，還怎么做律師？劈頭蓋臉罵了我一通。被他一教訓，我也有點心虛，開始反思自己怎么連這點磨難都經受不住。

我爸心疼女兒在外面受了這么大委屈，用方言跟我說：“妹幾，要不別干了！我養你吧，每個月另給你 50 塊零花錢。” 他臉上那心痛的表情，我至今仍然記得清清楚楚。父親的慈愛真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從那一刻起我下定決心，以后無論在外面遇到多大困難都不告訴父母。

和律所前輩的合照，我（前排左一）是其中唯一的女性。

比較慶幸的是，當時帶我的師父愿意提攜后輩，有時候找上門來的案子多，他會帶我一起做，最后分一半收入給我。期間我協助我師父辦過一個大案，某農村信用社主任攜60多萬公款潛逃，在那個年代算是巨款，被逮捕以后他的家人請我師父做辯護。我天天也跟著琢磨，坐公交的時候腦子里都在回放案件信息。

有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類似案例，里面提到新舊刑法更替，我突然回憶起這個案件發生在 1997年9月份，而修訂后的刑法在那年10月1號才正式實施，抓到這個人已經第二年的事。之前大家就把前面那個時間點給忽略了，實際上那個時間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刑法中有個原則，叫“從舊兼從輕”。按照新刑法，他屬于貪污罪，很可能判死刑；按照舊刑法，他還不能算貪污罪的主體，只能說是職務侵占，最多判 10 年。

我把這個發現告訴師父，師父認同了我的辯護方向，最后法院采納了我師父的辯護意見。這段經歷讓感覺到做律師是個挺有意思的事。或許有些人會說，你們律師總是想盡辦法幫“壞人”減刑，良心會不會過不去？我好像從來沒有過這種心理障礙。因為我很早就認識到，律師的職業道德是維護法律的公正性，而公正性就在于人人都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。

為了更好地鍛煉業務能力，經手的每個案件我都做足準備，不會寫訴狀就找師父請教，揣摩學習前輩們的案卷，每份代理詞總要改很多遍。庭前準備我至少準備兩輪代理詞，會設想第一輪代理詞發表之后，對方怎么應對，我該如何反擊。

和律所同事外出做普法宣傳，右邊坐在椅子上的是我。

剛做律師那會，區法院刑庭專門組建了少年法庭，負責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對請不起律師的犯罪嫌疑人法院會指定一些青年律師提供辯護，我成為了被指定的那些律師之一，即便法律援助案件賺不到什么錢，我也從不敷衍。少年法庭的庭長覺得我挺靠譜，給了我更多的指定辯護機會。期間我發表了一篇論文，還被評為區市兩級的法律援助先進個人。

男友后來也轉到我所在的律所，碰到大案件，我倆分工協作。開庭前一天幾乎通宵戰斗，他先準備詳細的質證意見和辯護詞，到凌晨三四點把我叫起來，他去睡一會，我再負責整理謄寫，就這樣慢慢積攢經驗。隨著刑事辯護成功率越來越高，我們開始接到自己的案源，總算熬過了新手律師最難的一關。

25歲那年，我意外懷孕了。依我們當時的經濟條件，本來沒計劃生小孩，可醫生勸我，你年紀不小了，孩子還是留著吧。沒辦法，我們只好把婚禮、房子全部提前，為此欠下一屁股債。兒子出生后開銷大增，光靠做律師那點錢根本無法維持生計，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一夜暴富。

聽說綠化苗木生意利潤高，我借了十幾萬塊錢跟堂姐去種樹苗，結果趕上極端天氣，種下的樹死了百分之九十。那年夏天，看著滿山坡的死樹，我想死的心都有。為了盡快彌補虧損，我又從湖南采購樹苗賣給江浙一帶的花農，每天風里來雨里去，押車下貨，江浙滬到處跑，陸續還掉一些債后，我才停掉這些生意繼續做律師。

2004年，做生意路過上海，到外灘打卡。

隨著技能增長，經驗和人脈有了累積，我每年也能接到一些案子，但依然沒有擺脫朝不保夕的狀態。當時一個案子的單價只有2000到5000元，還要跟律所分成。我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案子，下一筆生活費在哪里，一直處于惶恐不安之中，不知道生活該如何繼續下去。

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，一致認為小城市業務太單一，還是應該去大城市發展，將來也能給孩子更好的教育。之前那個少年法庭庭長的女兒在上海做律師，2004年底，我打聽到她會回來過年，就想辦法約她吃飯。我跟她聊了整整六個小時，那天我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去上海做律師。

2005年大年初一，我開始投簡歷，先后往上海跑了兩次都沒能成功留下來。直到七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又接到一家律所的電話，通知我第二天早上九點面試。那時候交通不發達，坐火車要20多個小時，根本來不及。我打電話問機票，去上海的飛機航班已經沒空座。我立馬想到可以先去杭州再中轉，一問只剩一張機票，而且是商務座，票價1000多塊，當時我跟丈夫手頭只有3000塊，我幾乎沒怎么猶豫，當機立斷買下了這張機票。

輾轉到上海已是深夜，我住的旅館環境很差，蚊子蒼蠅嗡嗡亂飛，門也沒法上鎖。我幾乎一夜沒睡，第二天狀態非常糟糕，面試又沒通過。但這次出來我已經下定決心，找不到律所就不回去。我借住在庭長女兒的出租屋里，工作日跟她睡一張床，周末她男朋友來了，我就去外面晃蕩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在上海頭幾個月，我簡直像林黛玉進賈府一樣，小心翼翼，誠惶誠恐。一開始我連怎么買地鐵票都不會，看別人每次拿張卡一刷就進去了，我不好意思問那是什么卡，偷偷拿信用卡去刷，別人看到才告訴我要辦一張交通卡。

剛到上海那會兒，地鐵對我來說都很陌生。

我每天不斷投檔、面試、陌拜，終于遇到一家律所愿意接收，條件是先交1萬塊管理費。我不甘心出這個錢，只能繼續尋找機會。后來是一位網友的叔叔幫我打聽到，有家福建律所要來上海開分所，目前正缺人，在他的推薦下，我終于被錄用，成功拿到上海的律師證。

為了找案源，我成天混跡于各種論壇，還在QQ上加了很多陌生人，跟人家聊天，慢慢建立信任。我在上海掙的第一筆律師費，是一位老父親來上海解決兒子的問題，見面咨詢以后，他給了我 200塊錢，扣除掉來回打車費只剩 65 塊。那天是中秋節，我跟庭長女兒和她的朋友們去外灘看月亮，那65塊錢全部請她們喝了飲料。

三個月之后，我終于接到幾個案子，大概有7萬塊錢律師費，和律所分成以后還剩三萬多。有了這筆錢墊底，我才從朋友家搬出來，獨自租了個一室戶，解決了基本的生計問題。有一天下班回家路上，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：我要開一家自己的律師事務所。朋友聽了沒打擊我，說可以，不過你才剛來沒多久，資歷不夠，等兩年再說吧。

我這人一旦想做什么就按耐不住，第二天瘋狂搜索辦律所需要的各種條件，還找來論壇上認識的一個老鄉幫忙，他是中文系畢業，能寫廣告文案和市場策劃書。我們苦干三個月，把策劃書寫了出來，然后就去拉投資。當時的我豪情萬丈，跟投資人描繪了一個宏大夢想，說我要開 4 家律所，一家在上海，一家在北京，將來還要開到成都和廣州，形成聯動。這話現在想來有點可笑，當初竟然也拉到了20萬投資。

老公說我像亮劍中的李云龍，在條件完全不成熟的情況下，也有本事攪和所有人都來跟我并肩作戰。后來恰逢老家有律師來上海出差，他們也想到上海來做律師，于是，他們成為了我的合伙人。我給他們辦了轉所手續，幫他們租房子，前后折騰了將近一年，終于把律所的執照辦下來。

我創辦的律師事務所。

律所的營銷工作由我一個人包攬，我給每位律師都做了獨立網站，親自撰寫律師介紹、業務介紹、服務類型，同時也在搜索引擎上做付費推廣。當時有個朋友點撥我，說關鍵詞設置應該從用戶角度考慮，比如跟婚姻有關的詞條里，“離婚法”的搜索量遠高于其他，而我們國家根本就沒有離婚法，只有婚姻法，作為一個律師，打死也想不出離婚法這樣的關鍵詞。

之后我再做關鍵詞設計就如有神助，當別人主打“遺產繼承”的時候，我獨家買了“房產繼承”這個詞。遺產有很多都是房子，你搜房產繼承跳出來的只有我的網站，這業務量不就起來了嗎？好景不長，2009年，搜索引擎的廣告模式改變了，大數據會自動推薦點擊量高的關鍵詞給律所，我的獨門絕技再無用武之地。

原來投1萬塊錢廣告費，大概能引來10 萬塊錢業務，如今投3萬還來不了10 萬，為了控制成本，只能去買一些便宜的長尾詞。我開始陷入恐慌，每天都在自我懷疑，為什么有了這家律所，我不但沒有改變之前在湖南的生存狀態，反而壓力更大？

創業期間，我經常一個人一臺電腦去處理整個律所的市場營銷工作。

這時候正好有家律所想壯大，提出跟我合并，本來都談得七七八八了，有天我問他名字怎么解決？因為他大我小，我也不奢望我的律所名字能放前面。誰知對方說，你的名字不能保留。這時候我才反應過來他的真實目的是想吞并我，而不是我理解的合并。

我還記得當時那種生理反應，心如刀割的感覺原來是心臟整個攪在一起的感覺。創業的情形歷歷在目，當初那樣千辛萬苦地寫策劃、找投資，把自己老公、老家的同事一個個攪進局里，如今連個名字都不能保留，我怎么對得起這些人？ 回家以后我跟老公說，咱們再撐一把吧。

律所繼續開著，營收很不穩定，為了增加安全感，我又開始尋找別的賺錢機會。后來我開過連鎖湘菜館，前三家店生意都挺好，到了第四家，選址不對，廚師找的不對，裝修也留了很多隱患，前幾家店掙的錢全都打了水漂。飯店倒閉并沒有讓我苦惱太久，因為2014年初，令人心潮澎湃的“互聯網+”來了。那時候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的思潮席卷全國，所有地方都在講如何創業，像我這種性子，碰到這種大風口，那肯定得沖入其中。

熱血一上頭，我感覺自己簡直就是法律界的馬云，用思維導圖大刀闊斧地設計出十幾條業務線，到處拉投資。這個網站還沒搭建完，又去搞另一個網站，還從互聯網公司挖了個HR過來，一下子給我招來三十幾個人，每天大把燒錢。這邊PC端還沒開始商用，那邊移動互聯網的風又吹來了，這不得順勢開發APP？做了用戶端，還要做律師端......為了填前面的坑，只能不斷挖更大的坑。

我當時做的互聯網創業項目，是想打造出一站式在線法律服務平臺。

不知不覺，我就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信用卡刷爆，拉的幾百萬投資虧得血本無歸，僅僅靠著律所那點微博的收入支撐如此龐大的運行。老公勸我收手，我充耳不聞，還把車子和老家的一套房給賣了。夫妻關系降到冰點，我們每天在家就是橫眉冷對，互不待見。去到公司，團隊也崩得不行，但我依然不認為自己錯了。我這一根筋的性子，一旦陷入盲目自信的情緒里，九頭牛都拉不回來。

為了混人脈，繼續拉投資，我跑到北京去混創業者社群。在那里，驕傲了幾十年的我，第一次嘗到了無地自容的滋味。路演的時候，投資人把我批得體無完膚，說我的商業計劃書簡直一塌糊涂。我不認，偏要反駁回去。他們覺得我太固執，最后給的評級很低。學習復盤環節，面對同組人的批評，那種自尊心被徹底撕碎的感覺，真是血淋淋的，比虧錢還要難受萬倍。從北京回上海，我幾乎是一路哭回去的。

創業路上經歷這么多坎坷，每次我都是擼起袖子迎難而上，即使崩潰，也從來不會質疑自己的能力。可這一回，我破天荒地意識到自己像只井底之蛙。事后冷靜下來，我把學社導師提到的書全部買來啃了一遍。這一年來自虐式的學習，于我而言是人生中最受用不盡的財富。

再回過頭看之前的創業，確實是漏洞百出。2017年，我用兩天時間解散了互聯網公司，那時候律所也只剩下我和丈夫，還有他一個遠房表弟。近十年的折騰耗光了大家的信心，其中有個跟了我十年的合伙人，他的離職讓我特別傷心。在家里痛哭了一天。但是，哭永遠解決不了問題，只能重振旗鼓去外面打仗。

家里的大書柜，這些年買的商業書占據半壁江山。

這也倒逼著我做出選擇，舍九取一，砍掉律所其他業務，把所有心力都投入到連鎖加盟這一個點上。疫情還沒開始的前三年，我幾乎每天都是疲于奔命的狀態。天不亮就拎著個 5 斤重的電腦出門，航旅縱橫的記錄打敗了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人。飛機、火車、候機樓、飯桌上，只要能打開電腦我就隨時展開工作。

最忙的一天，我處理了97份郵件，寫了長達7頁的代理詞，6個小時沒有挪過屁股喝過一口水。講課我也不挑場子，一千人也好，幾個人也好，只要請我我都去，從早講到晚，嗓子幾乎冒煙。那陣子，團隊也得重新搭，新招進來的又都是菜鳥。我一邊忙交付，一邊從頭開始帶人。這樣高負荷運轉，我時常覺得心悸，好像在猝死的邊緣瘋狂試探。

最艱難的日子，《戰爭論》里的一句話給了我莫大鼓舞——“面對戰爭中的不可預見性，優秀指揮官必備兩大要素：第一，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具有能夠發現一線微光的慧眼。第二，敢于跟隨這一線微光前進的勇氣。”記得有個冬天的清晨，我在北京街頭騎個共享自行車趕去上課，寒風呼嘯而來，手指凍得僵硬，那種感覺真的是一腔孤勇。

律所轉型以后，我對《紅樓夢》里王熙鳳操辦秦可卿喪事的那段情節感悟特別深。書里寫的是，她讓一堆人專管碗碟，一堆人專管火燭，剩下還有專管接待的......分工非常明確。我律所目前的部門設置，就是紅樓夢給的靈感，我們所的律師不用到外面請客吃飯拉業務，他們只需要聚焦一個領域，不斷打磨自己的專業能力。平時我還經常鼓勵他們，該談戀愛談戀愛，該旅游旅游，該結婚的結婚，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， 這是我倡導的職業觀。

疫情放開后，我也去大理放空了一下。

不過大部分時間，我每天還是工作十幾個小時，走南闖北不停歇。在這行摸爬滾打二十多年，說實話，我對律師這份職業的感情非常復雜，可以說它既是我的禁錮，又是我的救贖。我很喜歡做律師，但又深深厭惡那種焦灼惶恐的生存狀態，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要破這個局。這些年折騰這么多，其實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。

現在我的心態已經比前幾年從容了一些，律所的發展勢頭還可以，不過，我還遠遠沒有達到高枕無憂的狀態。要永遠保證競爭優勢，就得居安思危。未來我還希望把律所做成一家國際化的律所。這個目標乍聽很遙遠，但我能從一個高考落榜生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敢想敢拼，我相信一定能實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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